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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北少雨苦旱、地瘠民贫，高原性干燥寒冷气候，年降水量仅400~600毫米，1940年代，毛泽东对陕甘宁边区农业提出的目标是“耕三余一”，即争取做到耕种三年能积蓄下够吃一年的余粮。

抗战初期，陕甘宁边区财政仍十分困难，中共机关所在地杨家岭-——二百人左右的伙食单位，吃粮不足，瓜菜也不能保证供应。毛主席和群众同甘共苦，在一段时间里一天三餐喝小米稀粥。

1、从打土豪到二五减租

红军刚入陕北，还是“打土豪经济”：

南方苏区杀富济贫的绝对平均主义，短期内虽能有效动员一部分贫农参与。但暴烈政策毕竟缺乏持续性，至多见效于一时，难以坚持于长久。红军到达陕北后，虽然最初还只能依靠“打土豪”维持生计，1936年2月20日~5月5日，毛泽东、彭德怀率红军东渡黄河。发动“东征”，既有扩张军政影响之目的。更有“搞经济”之内涵。

根据地停止“闹红”后的经济政策、土地政策，改为相对缓和的“减租减息”，即“二五减租”——北伐时期国民党一路实行的土地政策。1926年10月，北伐军进入湘鄂，为取得农民支持，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召开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。制订“二五减租”政策，列入《最近政纲》。即不论何种租佃形式，均按原租额减去25%，简称“二五减租”。

此外，减租后，各类地租一般不得超过收获量的30%，最大不得超过45%。南京政府成立后，继续推行“二五减租”，颁布《佃农保护法》，规定佃农缴租不得超过所租收的40%，所有苛例一律取消，佃农对所耕地有永佃权。

1937年，我党明令废止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，不再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贫雇农，改为减租减息。

1939年冬，各根据地相继实行“二五减租”，既改善佃农生活又保证佃权，借贷利息减至一分。晋察冀边区的彭真：“这虽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利息还重，但已比高利贷降低了。”

1938年5月晋察冀根据地，彭真发表《广泛进行抗战的财政动员》：

晋察冀在日寇控制的平津周围，种植的棉花不供给日寇，边区政府劝农民少种棉花多种粮食，日伪政权就是向农民发放棉花种籽，但也没多大用处，百姓甚至不愿到日伪城镇去赶集，竟发生日伪被迫用汽车载着百姓进城赶集，但成效并不大。聂荣臻：“敌人占去了我们的城市并不能控制我们的经济。”

平均分配土地后，陕甘宁边区人均拥地三垧(三亩/垧)，每亩收粮三四十斤/年，每人每年收粮不过三四百斤。吃喝、种粮、牲口及其它一切用度全都指着这点收成。维持生活已不容易，还得缴“救国公粮”。

延安时期，除了经济政策“二五减租”，还大力垦荒、鼓励私有经济、改善劳资关系、注意调节税收；政治上“三三制”、统一战线、优待敌俘、民族平等、简政廉政；司法制度上，严格执法、优化狱政、保护外侨、保护私人权益；文化教育上，兴办学校、降低文盲、剧团下乡；生活上，官兵平等、共度时艰、优抚抗属、村村挖井、兴办福利；社会事务上，反对缠足、改造二流子、鼓励劳动、男女平等、保护妇幼；凡此等等，一时气象。

1940年2月1日，毛泽东在延安讨汪大会上宣布边区“十没有”：

全边区行政干部4558名，其中边区级干部仅367名，机构精悍，效率高强；社会正义，个性舒张，婚恋自由，离婚也自由。乞丐、娼妓、赌博这些社会的病态，这里几乎完全消灭了。贪污舞弊之事更已绝迹，所以大家还是愉快的苦干着。

2、来自赠款和国民政府的拨款

1936年4月9日晚，张学良偕王以哲、刘鼎等自洛川飞赴肤施(延安)，当晚与周恩来、李克农一行会谈，次晨四时结束。除了军政协议，张学良赠送红军两万现洋，以后又送二十万法币。1936年8月，潘汉年奉命与张学良谈判，几乎每晚都与张学良深谈，无话不谈。张明确告知东北军中立，不打红军。边区给养困难，张学良先资助五万元，由上海拨款，并同意给红军做一部分冬衣。

国共合作后，根据地得到国民政府资助，1941年1月皖南事变前，国民政府承认八路军三万人编制，每月拨饷六十八万元，子弹八百万粒。南方新四军，1937年10月21日，叶挺第一次从国民政府领取开办费五万元；此后每月经费至少6.5万。闽赣各省特委最低月需一千七百元，多至三千元，长江局仅批五千元。

东南局书记项英抱怨：

东南分局向上级长江局与中央的报告中，多处要求拨款。1939年，叶挺夫人从家里张罗来一笔钱，从广东、香港购得三千六百支手枪，运抵皖南，这是后人难以想象的大手笔。新四军手枪团因此成立。

1938年4月下旬，新四军先遣支队挺进敌后，叶挺见支队司令粟裕的电台机要员没有武器，送上自己的的左轮手枪，还细致交代：任何时候不得离开首长，身上必须保持干燥火柴，以便紧急时刻烧掉密码。

范长江《塞上行》(1937年4月)：

1938年3月24日，毛泽东对记者说：国府每月拨给八路军几(五)十万元经费。1940年6月初，陈嘉庚访延，朱德向陈介绍：国民政府承认中共军队三万人编制，每月拨军政费68万元。步枪子弹每月供800万粒。

1939年6月，留美硕士江文汉(1908~1984)率基督教访问团入延：

1937年底，武汉市长吴国桢宴请周恩来等南开老同学，办了一桌三等晚宴(16元)，周恩来还礼，几天后回请的是由银行分会大厨师料理的宴席(36元)，当时汉口所能筹措的最贵酒席。周恩来带来的酒也是最好的。一位南开同学问起周恩来的收入。

3、鱼多塘小的困境

1941年，边区政府脱产人员已是1937年9月6日成立时的五倍。1942年全边区脱产人员达到总人口的5.4%。1937年征收公粮1.4万石(一石150公斤)，为边区粮产量1.28%，人均负担一升；1938年升至1.5万石；1939年6万石；1940年10万石；1941年20.167万石，占边区粮产量13.8%，人均负担1斗4升(合21公斤)。

胡乔木记载：

公粮征收标准具体如下：

干部、兵员超过供给极限，不得不精兵简政。中央机关2.4万人，要求减至五六千。1942年12月1日，毛泽东指令各根据地：“军队在抗战期间原则上不再补兵，全军准备在明年至后年缩小一半，由57万准备缩至20余万。”

战争当然最终打的是财政。根据彭德怀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建设》(1940年9月)：

彭德怀认为坚持敌后的长期战争需要强大兵力巩固根据地，不合理解决财政经济，就无法供给战争，影响敌后根据地的巩固与坚持。

1939年1月，中共湘鄂赣特委工作报告中也谈到：

4、生活在延安人群的工资待遇

据延安诗人艾青、卞之琳记述，1938年津贴标准为：

安娜·路易丝·斯特朗(Anna Louise Strong， 1885~1970) ：

晋察冀边区实行薪金制，膳食、服装、应酬均自给自备。晋察冀边区政府主席每月生活费十八元，各县工作人员普遍十元左右。彭真叹曰：“相当艰苦的”。

1941年11月成立的中央办公厅，由任弼时制订待遇等级，分设大、中、小灶。高干小灶为四菜或二菜一汤、干部服；中层干部中灶；一般干部的小灶为高粱米饭或小米粥、大锅菜、粗布服。

差别仍不大，具体如下：

1941年，延安中央党校80%以上学员住窑洞，洞高一丈余，长两丈余。洞前临窗靠墙一长坑，能睡十几人。文具每月发纸十张、墨水五钱、铅笔两支(或毛笔两月一支)；《解放日报》一窑一份，清油灯一人一盏(煤油灯两人一盏)。高级班(地委与旅以上干部)中灶，午餐、晚餐一荤一素一汤；中级班大灶，小米或馒头，一菜一汤。

1941年，右眼失明的刘伯承，有段时间连左眼也看不到东西了。

活动于皖北涡阳一带的新四军四师，从上海来的同志给师长彭雪枫带了些白糖，彭雪枫未留给孕妻一点，四等分送给政委邓子恢、参谋长张震、政治部主任吴芝圃、《拂晓报》一位病员。

1939年，国军士兵月饷八元。阎锡山晋军士兵月十一元法币、少尉二十四元、中尉三十三元、少校九十六元。

胡乔木：

1944年，重庆《新华日报》：国民党上将月薪一万六千元法币，中将一万一千元，少将八千元，一等兵五十五元，二等兵五十元(仅能购三四包劣等香烟、火柴五六盒)，高低极差320：1。

5、延安的物价

1936年8月，陕甘宁边区甘肃境内一只鸡二角钱，一头猪一元，一头羊三元，老乡用禽畜换钱买食盐、棉布、大烟。除此之外，钞票就似乎毫无价值了。

1937年4月16~17日，《申报》记者俞颂华(1893~1947)，记载采访肤施(延安)所见：

抗战初期，各地物价仍廉，猪肉每斤二角，一角钱可买十来个鸡蛋。冀西根据地1938年八元可买一石多米。1938年4~10月，一一五师685团驻扎汾阳东南，杨得志外出侦察地形，肚子饿了，找不到东西吃，掏出一块钱请带路老乡买点鸡蛋，结果买来二十斤，两人吃了几个，剩下的带回给了炊事班。

1938年5月，河南商丘一毛钱可买10~12个鸡蛋，一队来自陕北的干部感到“这里很富裕”，几个小伙子比赛吃鸡蛋，感到很享福。

曾志回忆录记述1940年涨价前的延安物价：

1940年，延安物价上涨300%以上，鸡蛋每枚由一分涨至三分，鸡每只由一角涨至四角。1938年香烟0.1元/盒，1941年2~4元/盒。1941年底的物价是1937年初的44.2倍。1944年，陕甘宁边币与法币的汇率：8.5：1；晋察冀边币与银圆的汇率：18~25：1。

还有一则有关物价的参照数值。延安整肃贪污的红线：1938年贪污两百元或受贿一百元者处死。1940年货币贬值后，贪污五百元以上枪毙。

5、各种经济事件

1938年，河北邢台县党组织缺乏经费，城南邓家庄交通联络站负责人，一位31岁女党员，衣着破烂、面黄肌瘦、披头散发、假装癜呆，为党乞募经费。村里人只知道她逃荒要饭，啃树皮、刨野菜，前年冬天差点死在雪窝里。但对上暗语接上关系后，她向组织交出几块银元，专门解决党组织迎来送往的经费。

1940年11月，国民党停发八路军、新四军的军费，延安经济陷于困境。于是，恢复三边(定边、靖边、安边)盐业，三县有五处盐池。原有盐务机构，连年战乱，机构垮掉，盐业处于无政府状态。1941年初，中共中央、中央军委、留守兵团决定成立定边盐务局，负责销售。1943年国民党要求盐贩不要上边区进货，提出“咸死边区”。仅仅半年，边区各口岸就囤盐十五、六万垛，卖不出去，边区经济更困难了。同时，西安食盐供应只能舍近就远，盐贩只能上青海、宁夏运盐。关卡多、土匪劫、风险大、成本高。

陈云、叶季壮、耿万福等人根据西安盐业供应现状，决定盐价不降反提，造成西安盐贩心理恐慌。提价20%后盐商要求按原价购买，盐务局坚持不降。盐商精算即使提价20%也比上青海、宁夏贩盐划得来，“到十四天头上，便一拥而上，不到半个月时间就把存积的十五、六万垛盐抢购光了。边区也因此进了不少日用百货，使市场又有了生机。”

八路军重庆办事处，及南方局的经费一直较充裕，大部分来自外面转帐，各大银行都有户头，随时可提取大量现钞。由于是大户头，银行总是优先办理业务。1942年，南方局拨给桂林的南方工作委员会十万经费。

5月26日，南工委组织部长郭潜携妻领款，在广东韶关双双被捕。旋叛变，带领国民党“中统”特工到处抓人：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夫妇、弟妹、译电员、保姆等七人；粤北省委组织部长饶卫华、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、南委宣传部长涂振农(后叛变)，等四十余人被捕。

各根据地也有雇员职权大于雇主的现象，中共中央书记处1940年不得不下文制止：

那会儿就有“引进外资”、“欢迎外商”的问题。1941年8月，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总结：

1938年，毛泽民夫妇赴俄养病，滞留新疆迪化(鸟鲁木齐)，盛世才招待的伙食不错，餐后给几块糖或一个水果，毛泽民夫妇将糖块攒起来。托几天后从苏联回延安的许光达带给毛泽东。

1936年7月25日，红一军团一师在宁夏一带活动。进入回民区，怕引起民族矛盾，不能去打土豪，经费极度困难。师部要求全军捐出个人伙食尾子、零用钱。中央指令干部：你们是要钱还是要兵?三团政委肖锋(二十岁)捐出七块现洋及细软，该团集九百块现洋、三斤金子，足够全团一个半月生活。

1941年2月初，方志纯、马明方、张子意一行二十余人留苏三年回国，从生活费中节约下两百多美金，一到新疆，全交了公。

1944年5月，赵超构对延安赞誉有加：

（正文完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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